天津文庙府学大成殿千秋带考证

2007年天津文庙在大修过程中，于府学大成殿明间上金檩、中金檩、东一缝五架梁、西一缝五架梁等处发现6块千秋带，分别是大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重建、嘉庆八年（1803年）重建、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重修和1985年重修建。另外，两块仅书写参与修缮的人员名称及职务，未标明具体时间。经查阅相关历史资料，考证千秋带所记载的历史信息，厘清了其修建年代，为天津文庙及地方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依据。

1 古建筑“千秋带”实例概述

1.1 天津古建筑“千秋带”研究情况

古代在修缮重要的传统建筑时，多将主修、督造、监造者的时间、官职、姓名等纪念性文字记录在建筑内顶木质构件之上，全国各地对建筑上的带状文字题记名称不尽相同，天津地区称之为“千秋带”，寓意营造善举彪炳千秋。近年来，天津多处古建筑均发现千秋带，丰富了地方古建维修史料。2005年，大悲禅院维修时在大悲草堂内顶棚脊檩底部发现1块写于光绪三年（1877年）的千秋带，记录了李鸿章重修寺院淮军督造的历史。2012年，大悲禅院西院玉佛殿内顶脊檩底部发现同治十一年（1872年）千秋带、念佛堂内顶棚发现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千秋带，王勇则先生曾撰文《大悲禅院西院殿宇“千秋带”考》[1]予以研究；记者张博在《探访玉皇阁》一文中曾写到玉皇阁横梁3块千秋带，为大明弘治二年(1489年)、大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千、大清光绪十六年(1880年)重建字样[2]。吴裕成先生则表述不同：“玉皇阁千秋带一为‘大明弘治’；另一为‘大明宣德’，清朝为‘大清康熙40年岁次辛巳孟夏重建’”[3]。此外，记者回振岩在《守护建筑里的神话》中提及已故天津古建筑专家魏克晶先生对玉皇阁的回忆内容：“发现大梁上有‘千秋带’，一个小木牌上记载了修建时期是在明宣德年间”[4]；龙健在《天津天后宫的“千秋带”》一文中提到：“整理天后宫大殿天花板时发现了3块‘千秋带’，分别记录了清顺治十七年、乾隆四十五年、同治五年对天后宫修缮的情况”[5]；天津广东会馆正殿大梁上也存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修建的千秋带。

1.2 全国古建筑的墨书题记实例

就全国而言，诸多古建筑、石窟寺均发现类似千秋带的记录性文字，分布广泛、类型多样，大多为墨书题记、利刃题刻或勒石铭记，甚至细分为舞台题记、石窟题记、祠堂题记等。如：与天津文庙千秋带相近的为乌鲁木齐文庙题记，在其前殿中梁上，存有“中华民国十一年岁次壬戌孟夏下浣谷旦，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建立，总商会会长周宝荣、苗淇发监修”[6]字样；河北省正定县近50年来在隆兴寺转轮藏阁、摩尼殿、大悲阁、临济寺澄灵塔、天宁寺凌霄塔地宫、开元寺钟楼、广惠寺华塔等建筑上发现数百处宋、明、清三代文字题记[7]；福建省沙县城隍庙“山门、中殿、戏台、拜亭、大殿的梁架上均有记载历次修建的墨书题记”[8]，计13处；内蒙古辽代庆州城遗址释迦佛舍利塔“发现辽、清两代3个不同历史阶段的30余条题记、题刻”[9]；麦积山石窟宋人摩崖墨书题记为景佑二年（1035年）书写，是“宋代重修塑像的文字资料”[10]，类似题记在敦煌莫高窟也普遍存在，多为供养人补题；山东省邹城市峄山镇北龙河村“发掘的宋金墓葬中出土了东汉汉安元年（142年）祠堂题记……是迄今发现的汉代祠堂题记文字最多的一石”[11]。

2 天津文庙“千秋带”年代考证

2.1 “李发甲重建”字样千秋带的年代考证

该千秋带全文为：“整饬天津等处兼理马政驿传粮饷屯田河道盐法事务山东布政司参议前福建道监察御史李发甲重建”，共计42字，官职可理解为天津道。据《天津县新志》记载李发甲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任天津道[12]543，所以文庙重建年代可初步判定为康熙四十四年至康熙四十八年。卢见曾撰文《重修儒学碑记》云：“我朝自顺治十年（1653年）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而修者四”[12]1010，前三次修缮时间为：一是顺治十年（1653年），高尔俨于顺治十年撰文《重修天津卫儒学碑》予以印证[12]990；二是康熙八年（1669年），李棠撰文《重修天津卫儒学碑记》云：“余以康熙七年（1668年）戊申偕孟公巡鹾长芦……睹庙貌摧颓……庀材鸠工，诹吉兴作……至康熙八年己酉三月二告成”[12]993，由此可证；三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朱士杰于康熙三十二（1693年）撰文《重修天津卫学宫碑》云：“越岁辛未（康熙三十年），始得捐捧以庀材，即诹吉而营度”[12]，同时写有“大清康熙三十一年岁在壬申五月穀旦重建”字样的千秋带也可与之相互印证。值得强调的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也对天津文庙进行营造，据薛柱斗撰文《修文庙记》记载：“延至康熙十二年二月……于棂星门外添建东西掖门二座……砌砖花墙二道直抵街市，立影壁、建戟门以为至圣陟降左右之路，中将泮池以石为之，上架木桥一座……西花墙之外再添夹道砖墙一道，以别学宫与明伦堂之界”[12]995。此次营造未记载对原有建筑进行修缮，而是在棂星门外扩建了掖门、花墙、影壁、戟门、泮池等。故而，在李发甲任天津道的四年时间内，最接近文献记载的修缮时间应为康熙四十七年。综上所述，李发甲重建文庙年代应为清康熙四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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